轉載自《獨立媒體》
（獨媒特約報導）雨傘運動，除了閃閃生光的學生和抗爭者，背後無名撐著的，是基層。
煲湯的師奶、載貨的司機大佬、搭棚抹英泥的師傅、揼遍自修室木傢私的木匠，還有瞓街守夜堅持到最後的大叔大嬸。是甚麼讓基層走到刀尖浪口，為那些看似這麼離地、如此艱澀的「核心價值」，拼一身血汗？
人對價值的追求，需要持續的被肯定、被加固。從個人走到抗爭隊伍的那條路，道阻且長，需要有人日復日地默默鋪展，去草除垢，讓他／她踩著一塊塊堅固的石頭，走出來。
往人心鋪路，是滴水穿石的過程。「組織工作從來都唔容易，無嘢係易嘅，問題係，睇你想做乜。」香港婦女勞工協會（女工會）總幹事胡美蓮說。在築路的過程中，她從不動用「困難」這個概念，「去到個運動真係需要嘅時候，就應該要做。」
組織者
女工會是蚊型機構。組織細，但搞作多多，代表作包括早已打出名堂的中大女工合作社、理工飯堂，還有近年為對抗外判剝削而組成的清潔工工會和零散工工會。除了搞工運，女工會也一直扎根地區，主張以環保介入社區，總部大隱隱於觀塘公屋屋邨地下；在狹縫中，為基層而生。走入女工會，立即瞥見那張釘在壁報上的黃傘龍貓，在室內堆堆紙皮箱和紅白藍帆布袋、層層疊高的膠盒膠盤中，靜穆撐持。
胡美蓮笑說，女工會能撐足廿五年，是奇蹟。財政緊拙，是「傳統」。多年來，女工會手頭上大抵不會多過三個月經費，職員們時刻都在寫計劃書申請資助以續命，「對我哋黎講都習以為常，所以我哋好少用「財困」呢個字。」然而，巧婦終有真正無米炊之時。最近，女工會遇到「真財困」，一向低調似隱形的美蓮，不得不「拋個身出黎」露面受訪籌旗。當記者告知想寫她，她立時一臉尷尬，「做基層組織工作嘅人，通常都係講好多我哋啲組織對象嘅故仔，講組織者自己，我哋通常都唔會，囉。」那個「囉」字，音調輕而高，帶點少女的天真。說到「我」，她就腼腆語塞，「參與運動嘅人都知，係運動中，我哋都係想人哋睇到基層同埋群眾，係講『WE』。」記者笑她老土，她認。
胡美蓮84年入行搞工運，正是火紅年代尾水，國粹關社、反貪污、支援艇戶，中文運動，新生代燒起一片覺醒的浪，「那時候大學生搞勞工，就出左我哋呢啲勞工。（你就係果時埋落嘅種子？）係呀。」說著微微一笑。中五畢業後，她進電子廠做打工妹，人家工餘上夜校進修，她就去蒲社會運動，和大學生混在一塊，「嗰時啲青年中心唔似而家咁，以前只有兩種，一係就開Ｐ，一係就搞勞工，好進步，好多社工都搞社會運動架！嗰時啲義工培訓要考試先俾你入去，仲要培訓幾個月。」培訓其實是進修，不但要讀建國後的中國歷史，還會跟學生走上運動前線，「我哋就係每星期被動員去參加運動，關心社會、被培訓。學生去培訓工人，我哋就係被培訓嘅工人，然後就繼續做落去。」一做，就三十年。
基層
雨傘運動後，「散落社區」成為首要策略。有人認為落區是必須的深耕，也有不少人覺得「搞得黎蚊都瞓」，對此，駐守社區廿多年的美蓮不無感嘆：「以前啲學生好關心基層，好勤力落區、探訪工人，甚至有啲去做工友、做工人，做好多組織培育。」理想主義的紅火過後，披著光鮮袍子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信步降臨，基層被進一步踩在鞋底，卻愈益被遺忘，「有幾年時間，大家對基層無興趣，因為覺得基層議題好悶，唔夠好玩唔夠激，又覺得呢啲組織關心嘅嘢好細水長流，『搞咁耐，基層或者群眾都唔起黎！』其實個社會或者年輕人有段時間無乜關心基層，又或者一講起基層，就覺得一定係蛇齋餅糉。」實在，基層跟所有人一樣，有保守有激進。不少基層婦女都關心社會議題，然而因著忙碌的工作家事，又圈子較窄，接觸的資訊不多，比起在facebook上大聲疾呼、改圖改得出神入化的年輕人，可說是在兩個平衡時空。
不少曾參與基層工作的人，大抵面對過一種龐大的負能量：「係咁架啦，講都無用！」、「唔好阻住搵食！」，一聲聲拒絕如冷箭射向熱血青年，叫人好生憤懣。美蓮說，抗拒，不是因為基層無知或不認同自身的權利，而是被生活的艱辛磨蝕太久，「一個人有意識覺得自己面對住咁多唔公道，係你你會點？一係你就起來反抗，一係你就會內化左，成為一種無力感，或者無奈，呢個係一個適應過程，而唔係佢唔知。」被體制巨獸壓得太久，個人慢慢看不見自己，甚至再看不見巨獸，逐漸失語，覺得壓迫本是與生俱來的，是命，「呢個係佢嘅解釋，咁樣先可以順應到自己去生活，如果唔係就好慘。你一係就發癲，一係就搞革命，一係你就咁。」
「愈係好保守嘅人，愈可能曾經熱血過。」人被掉落在溝渠中，頭肩扛的擔子太重，便容易忘記，頭上的天還有繁星，「基層問題唔係純粹係貧窮嘅問題，而係貧乏。無資源，你愈困愈壓抑，內在愈無力，無力就會變得好保守，因為要保護自己。」
《千與千尋》中，千尋從腐爛神體內拉出一件件垃圾，拉扯到最後，發現眼前又沉又冤臭的，竟是河神。要拉扯出基層體內的鬱結，首先要令他/她看到隧道口有光，「要令佢哋覺得唔一定係咁，要重建佢哋嘅社會價值。」美蓮提到清潔工，起初會因為擔心失去工作而不爭取，但當同學辛勤探看，學生就像一面鏡，讓他們重新明認身受的不公道，即便是一對手套，都是權益，「有途徑有資源有組織，仲有啲信心嘅時候，咁佢哋咪可以企到好前囉！」重建信心，還需要凝聚與組織。女工會每月都會開小組與會員討論社會議題，從托兒傾到政改。雖然同屬基層，觀點也可能南轅北轍，但美蓮說，點都有得傾，「第一要學識聆聽，第二就係要懂得表達自己巳嘅立場，當聽唔入耳時，點樣表達自己嘅立場，一齊討論。即使我同你唔同，都會令對方知道自己有興趣傾，否則只能夠組織同你同聲同氣嘅人。」
勞工
她第一份工，是在已執笠的勞工教育中心當幹事。中心位於葵涌，旁邊是一大片工廠，她天天去蒲；遇有抗爭行動，後生女冇有怕，事事企前企硬，最叻佔領工廠。佔廠前先商討準備、組織人手；行動時就突擊守住廠門，瞓地攬機器，接著到法援處跟廠方鬥快申請禁制令，禁止出貨，申請他們破產，再找執達吏封廠，以「不一樣」的手段迫使想走佬的老闆補足賠償。
今時今日，香港已無甚工業，然而工人承受的剝削反而更複合多重；從密集的工業轉型到流動性高、工作零散的服務業，勞資的權力關係更為懸殊；公義之路並非激昂奮進的，更多是鬱悶與患得患失，「你唔好講上庭，你要一個工友上去勞工署同個老闆拗，淨係上勞審署，一日登記、一日見調查委員、落口供、見法官、登記、和唔和解、唔過庭唔和解。正式開審，先要宣誓，審唔係一日，至少兩三日，咁你淨係勞審署都6日，再俾你每次隔個令月哩，你dum幾耐，壓唔壓力吖，煩唔煩吖？記唔記得啲嘢吖？你堅唔堅持吖？你點樣keep住個工友令到佢堅持？」美蓮連珠炮發。朗朗上口的法律程序，是女工會與工友咬牙走過的路。作為同行者，要為工友分析情勢，提醒他們見好就收；但作為工會組織者，「我哋有時都鼓勵工友，可以嘅話去踩多下，上埋高等法院。」
她剛剛完成一個清潔工個案，「由個案到上庭，去完勞工署到勞審署，個老闆都唔俾，佢上訴到高等法院，我哋去埋高等法院，足足成個case廿二個月！」結果呢？「判左，得！」說著臉上得意，「不過問題係，食環署都唔扣分。」女工會一向骨頭硬，該撐的就撐到盡，還會結合旗下的運動，互相扶持，「例如我哋會動員我哋嘅婦女去探工友，又會去學校動員學生探清潔工，持續地動員，持續去探，持續keep住個關係。」
婦女
在捍衛本土的大潮下，勞工議題搞唔起，但更邊緣的，是基層婦女——這都是女工會的核心關懷對象。人口普查和社聯的數據均顯示，在申領綜援、貧窮率、及在職貧窮中，女性的比率比男性更高。說起基層婦女，人們總會想到中年新移民或睇TVB的師奶，對基層婦女在年齡、教育、職業、家庭因素等的差異不甚了解，忽視她們在勞動市場和家庭中身受的剝削，而這些剝削其實跟社會各階層所面對的份屬同源。女工會關注的，是基層婦女的一生，「佢有咩工種揀，佢可以點樣發展，佢作為一個照顧者有咩保障，佢果幾年湊細路哥嘅時候，佢點樣可以要求更好嘅托兒服務？到佢年紀大啲出番黎做嘢嘅時候，變成係清潔工或者係promoter，再年紀大啲，六、七十歲，仲需要做嘢可以做咩，有邊度請？」美蓮短短數個疑問，彷彿概括了基層婦女的生命歷程，「就係由工廠，到廚房，跟住就去垃圾房。」
生活在沒有保障的時代，不論中產和基層的選擇都愈來愈少。經濟模式一易容，個人，甚或者整個行業，就像過氣季尾貨般，被遺棄，「我哋以前合作社搞中文打字，幾行呀！個個都有call機，幾多人都要打字，但而家，你見過call機未吖？行業一轉變，一個科技黎，就冚晒，於是成個行業無左。」發展大輪下，淹沒多少人。往日的工廠妹，用那雙勤勉巧手把煥發青春車到布裡；一日改革開放，五十萬本地勞工被廠方拋下，一個個流落職場跌撞打滾，把尊嚴愈埋愈深；等待的，是理解與連結。
值得
女工會的財困，沒使美蓮頹敗厭世，依然朝氣蓬勃。她出道以來就是悍將，在葵涌時「自己一個在街上擺檔、派單張、嗌咪、分組啊。」九八年轉來女工會，不斷開拓「業務」，搞合作社、清潔工和零散工工會，愈難的愈要搞，「主流工會唔搞，我哋咪搞囉。」女工會全職職員五個，人人身兼多職，由星期一做到星期日，猶如賣身，「爭取最高工時嘅機構，永遠都做唔到。」美蓮苦笑。女工會中她資歷最深，是「阿姐」，總憐惜年輕同事，畢竟社工搞勞工已是邊緣，「係呢度做過幾年後，外面嘅薪水高呢度一倍，差一大截，佢哋同自己嘅同期同學比，人工差好遠。」隔壁活動室傳來婦女孩子整蚊膏的朗笑聲，這邊幾個年輕職員就擠在窄小的辦工室中，奮力工作。
嶺南大學副教授許寶強日前撰文，提出以落區建立或拓展讓人活得磊落真誠的「第二文化」或「平行結構」，以此把民主運動由下而上地「升級」。實在，女工會一直以凝聚及連結不同議題運動深耕社區，默默實踐著這種「升級」。循此路徑，我們應該思考，如何以勞工、婦女、基層議題介入社區，並與本土議題梳理整合，以壯大本土民主運動的支持基礎、論述和策略，同時抗擊在全球化和中港融合之下，由外來資本、傳統本地資本及新紅資本所接踵帶來的經濟割據和剝削。
「組織工作從來都唔容易，無嘢係易嘅，問題係，睇你想做乜。搞個工會，難唔難？通常都唔問呢個，唔係因為佢易或者因為佢難，而係點解要搞，同埋值唔值得。」所謂組織，其實不是一種理性策略，其核心是對人的處境的關懷，以及與他者建立關係的勇毅。筆者想起吳爾芙的話。為了令早夭的希望重新出世，「我們應該繼續努力，即使貧窮、沒沒無聞，也還是值得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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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訪：阿離、文己翎、陳偉文